80年代，随着经济改革的推进，中国社会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面对未来，迷惘和焦虑开始在年轻一代群体弥漫，以王朔为代表的“痞子文学”开始风靡，小说中人物的嬉笑怒骂和游戏人生的态度正是这种情绪的映射.

时任北京电影学院老师、刚从美国学术访问回来的谢飞观察到这一现象，决定将这种社会情绪捕捉在自己的新电影中。

不过，不同于当时受观众追捧的喜剧，谢飞在读完作家刘恒的小说《黑的雪》后，便坚定地将自己的这部电影定下了黑暗、幽冷的悲剧底色。

电影《本命年》讲述了一个因打架入狱的青年重回社会，却始终无法融入，最终被时代彻底抛下的故事。电影将笔墨重点运用在主人公李慧泉的人物性格塑造上，通过克制的拍摄手法和叙事结构为观众呈现出了一个迷惘又孤独的内心世界。

这是国产电影首次将一位出身底层的“劳改犯”搬到银幕中央，不带有任何光明色彩、没有任何伟光正的结局，在当时“社会主义无悲剧”的创作背景下，《本命年》的问世不得不说是一个“异类”。主人公稀里糊涂又短暂的一生给了观众极大的震撼，看似荒诞却又道出了“大多数”的生活真相。

李慧泉自此成为了一种青年精神代表，在此后的30年间不断引发着一批又一批年轻人的共鸣。

电影于1990年2月在柏林斩获银熊奖，同年4月在国内公映并获得大众最喜爱电影百花奖，日本著名导演大岛渚曾评价“谢飞的胜利是中国电影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胜利”，有学者总结这是部战胜时间的电影。

贾樟柯受《本命年》影响坚定了自己现实主义的创作风格，其1999年拍摄的《小武》有着相似的内核。

最近采访到了谢飞导演，一起回望这部经典电影在30年后带给我们的感动和思考。

战胜时间的电影 一个和无数个“李慧泉”

姜文饰演的李慧泉为了替兄弟方叉子出气打架斗殴进了牢房，三年后出狱，母亲已经去世，青梅竹马的邻居小芬将要嫁人，好友瘪子出了车祸。所有值得牵挂的人都已离自己而去，而他还要面对如何在这个陌生的时代活下去的问题。

面对新生活，孤独、茫然成了萦绕在李慧泉心头的主要情绪。24岁的李慧泉不是没试着改变：去结识新朋友，即便对方是不靠谱的小混混、唯利是图的不法商人。去追求爱情，即便不善言辞，也还是鼓起勇气向心爱女孩勇敢告白。

李慧泉本质是善良的，他会主动探望兄弟父母，即便自己入狱是拜兄弟所赐。他会半夜骑车送难产的邻居小芬送医。听到大妈说已经脱离危险时，躲在屋子里的他嘴角会露出欣慰的微笑。

在尝试重新融入这个社会的过程中，李慧泉也坚持自己的原则：兄弟义气高于天、违法黑钱不去赚、女人引诱他不沾。

但这些原则是与那个时代的生存法则是相违背的，这也恰恰让李慧泉的自我救赎走向了失败：最珍视的朋友方叉子并未理会他的请求，选择了亡命天涯；结识的新朋友刷子利用“兄弟义气”骗走了他一大笔钱，而他默默守护的女孩却选择顺应“时代潮流”跟着不法商人去了广州。

歌手程琳饰演赵雅秋在一切打击下，李慧泉心中对过去的执念和对未来的期许彻底崩塌，李慧泉的死看似是个偶然，但精神已死的李慧泉也预示这种结果发生的必然。

影片结尾，庙会上的双簧戏表演，李慧泉和周围观众的反应是错拍的。被街头小混混捅刀后，李慧泉逆着人群前行的镜头也是孤独而怪异的。李慧泉和这个时代始终是如法融入。

而当他倒下后听到的只有那句“不是醉鬼就是神经病”——对于这个世界，李慧泉无论是生或死都毫无价值。

“你说活着怎么这么没劲，你说上班吧没劲、不上班吧也没劲、搞对象吧没劲、不搞对象也没劲，怎么什么事它都没劲。”

梁天饰演的刷子道出经典台词影片中的这句台词和现今流行的“丧文化”有着相似之处，而李慧泉在出租车上留下的那滴泪，又砸中了多少在焦虑迷茫中挣扎的人。

当下那个带着自我调侃和强烈身份认同色彩的热词“打工人”，似乎也是这种感觉的衍生品，大家口中的“奋斗”，又有多少人说得清楚到底是为了维持生存还是人生自我价值追求。迷茫和困惑还在延续，有影迷感叹：“时代更迭，进步的只是工具，我们还是我们。”

谢飞导演回忆，自己本来打算在影片中着重表现“文革”期间李慧泉荒废学业才造成如此悲剧，原小说作者刘恒则认为不必过分强调——“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时代，都会有一些人走向恶不能自拔，并不一定动乱年代才造成青年人的迷途。处在同一个大的社会背景之下，每个人承担的压力基本是相等的。”

”因此，每个人都要为自己选择的人生道路和结局负责。人的命运其实受两方面力量的牵制：一是环境因素，其中有许多是个人所决定不了的，这是人生的悲剧；二是性格因素——人们往往不能把握自己，这个悲剧更加普遍和深刻”。

当年还是《本命年》剧组助理的管虎，在25年后，试图借着《老炮儿》将六爷和李慧泉划上等号。两部电影看似都是在诉说时代下无处安放的灵魂，可我们知道，即便冯小刚墨镜下留着和姜文相似的眼泪，梁天再次出演了刷子，六爷也不可能是李慧泉。

冯小刚饰演的六爷缅怀的是属于他的江湖时代和规矩，是那个甚至可以为了“打架”抛妻弃子不管不顾的“老炮儿”时代。在而在李慧泉的失落人生里，因打架“被强劳”是让他羞愧和自卑的。

他所信仰和坚守的，时代未曾给过哪怕一丝肯定的答案。并且，是生是死，也没有任何人会去在意或关心。这也是《本命年》悲剧的最高力量所在。

人物内心的影像化表达 姜文与“本命年”互相成就

故事内核之外，《本命年》在影像呈现上，也体现了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的写实。

原著小说《黑的雪》被称作是第一部心理分析式的小说，小说中关于李慧泉的内心有大量的细腻描写，通篇流淌着淡淡的文人气质的沉思默想和悲观主义的宿命论。

比如小说中曾多次提到，描写李慧泉心中诸如“生活没有意思”的论调。“他想的仍旧是那个老问题：生活为什么没有意思，生活到底有没有意思？难道只有他像没头苍蝇一样为此苦恼吗？”

李慧泉是个失败者，而关于成功的生存法则，小说里有这么一段认定，“小五晃着酷似他哥哥的身坯走了，一边走一边就着路灯的光线看几眼英文课本。是个爱学习的孩子，也是个没有同情心的人。他将来一定活得很好。”虽然悲观但很难不认同。

如何将小说中诸如此类的心理描写通过影像表现出来，成了谢飞导演面对的主要问题。

谢飞导演认为，性心理和性压抑的刻画是塑造李慧泉人物形象的重点，谢飞导演在影片上映当年接受采访时介绍：“原作中性心理描写非常多，这也是刘恒解释青年命运的重要因素，他说现在许多青年没有有什么理想和寄托，就是追求人性最初始的食色满足。但有些人又受阳痿传统文化的影响，虽然有性的冲动和要求，却愚昧的把这些正常的生理现象视为羞耻而自卑。”

“如果完全取消掉小说这部分的描写，无法完成人物塑造，但电影又要表现适度，否则审查不通过，因此我们把泉子性压抑这条心理线化成了含蓄可见的生活细节和场景来表现，比如他买黄色书刊，在崔永利倒卖给他的一堆货里捡出女用三角裤弹着玩儿、卖货时紧盯两个少女的臀部等”。

此外在李慧泉两个孤独睡去的晚上，导演也使用了拍摄空镜头、以及不均匀的喘息声等方式含蓄表意。

关于李慧泉的幻想和回忆场景描写电影体现了两处——李慧泉入狱前的那次打架和对赵雅秋的劝告冥想，并且非常巧妙地使用写实手段与现实时间线进行了衔接，与影片的整体风格保持了一致。

为了能把人物和生活的真实氛围表现出来，谢飞导演明确要求摄影师“不要耍花活”，所有的构图、视角、都要遵循朴素写实的风格。

光线也多以自然顶光为主，谢飞导演在影片重映活动时笑言，还好故事主角是男孩子，如果是拍女孩，这种顶光直接打在脸上明一块暗一块会很难看。

影片除了程琳饰演的赵雅秋亲自演唱的四首歌外，再没有添加多余配乐，但收录了不少春晚、评戏、流行音乐等环境背景音。与李慧泉的所处中西文化对撞、日新月异时代产生了呼应。

其余更多地任务则落在了主演姜文的身上，此前姜文已经凭着《芙蓉镇》《红高粱》有了丰富的表演经验.首次饰演与自己年龄、所处时代完全贴合的角色，姜文做的功课不少反多，为了使自己更贴近李慧泉的人物状态，开拍前他特意花三个月的时间去东大桥、三里屯一带去体验观察“倒爷们”的生活状态。

读小说时，姜文曾质疑，这些个半文盲青年究竟有多少敏感和清晰的心理感受和自我意识，结果在和摊贩们接触后，才发现这些写的并不假，姜文也从他们口中听到了“生活就是悲剧”这样带有哲理性色彩的句子，“他们才是真正深刻体验生活艰辛的人，是我们搞艺术的常常把生活肤浅的戏剧化了。”

谢飞、姜文《本命年》片场照此外，姜文还特地从谢飞那借来了罗伯特德尼罗主演的《愤怒的公牛》录像带，反复观看学习揣摩“硬汉表演”。有意思的是，在柏林电影节上，有西方记者称赞姜文表演，并提问其否受马龙·白兰度、罗伯特·德尼罗影响很多，姜文听后表示：对不起，我没怎么看过他们的电影。

不同于姜文此前的男女双主角电影，姜文在《本命年》是绝对主角，每场戏都有他，为了表现人物角色的无聊感，姜文回忆自己当时所有招都使完了，“以中戏表演系的评判标准，在表演中频繁抽烟是会被看不起的，没什么表现了才抽”，结果姜文在《本命年》中几乎烟不离手，再不行那就拍背影拍后脑勺，“很多戏故意拍后背，不然没得看，我的后背最全了，在这部戏里。”

不过这也不妨碍这位以“麻烦”著称的演员继续在现场施展招数，我们都知道，姜文和张艺谋从头吵到尾才拍出了《红高粱》。姜文还曾向谢飞抱怨张艺谋得奖后都没提到他，谢飞由此判断姜文是个很有个性的演员，于是拍摄时经常夸他，积极接收采纳演员意见。

片名《本命年》就是姜文给起的，电影本来打算和小说同名叫《黑的雪》，谢飞第一次见到刘恒时曾问“小说为什么叫《黑的雪》？”他说:“书名带有一种宿命色彩——人的命运就像从天上飘落的雪花，它们本都是洁白无瑕，但落在何处却不能自由选择。有的落在了僻静的地方，保持了原先的纯净；有的人却任人踩踏，染上了污秽。”

如果遵照这个名字，片头片尾都要有雪景，无奈开拍时季节已经晚了，姜文问谢飞，“我想了个主意，导演你看我像不像24岁。”（影片拍摄时姜文26岁，原小说李慧泉人物年龄设定是25岁。）谢飞回他：“你傻笑的时候，挺天真的。”“那影片改名《本命年》得了，泉子属龙，24。”于是影片就这么定为《本命年》了，和《黑的雪》的宿命意味相通。

姜文在《本命年》里的时髦造型，给很多影迷留下了深刻印象，尤其那件向赵雅秋表白时的黑色风衣，放现在也是潮流经典款。拍摄时谢飞导演琢磨，泉子到这个阶段已经赚钱了，身上行头应该有所变化，姜文二话不说就自掏腰包从秀水街买回来了那件风衣。

台词上姜文也出了不少主意，给人物个性增加了些许亮点，方叉子越狱后，他父母叫方叉子的弟弟小五给泉子带话，叫方叉子别回家，省的连累家里。剧本中泉子对小五说的话只有一个字“滚”，姜文觉得“这么演太平淡，我得骂”，于是就有了姜文现场发挥的那句火冒三丈的台词：“你回去告诉你妈和你爸，你哥是王八蛋，不是人养的，石头眼儿里蹦出来的，本来就不该活，滚！”

即便这样，姜文点子多到也有快应付不来的时候。

比如在咖啡厅第一次听到赵雅秋唱歌的那场戏，画面是姜文面部特写叠加泉子少年闪回片段，姜文要求剧组给他找根柱子靠着。柱子找来了，姜文继续指挥：“能不能别直接这么拍我，从柱子后边绕回来拍，把歌也拍上”，据姜文回忆，谢飞导演有时候会用“嘲讽”的语气看着他“你要老这么提意见，将来自己导戏得了。”

《本命年》擒银熊摘百花 “拍留得下去的片子”

谢飞导演向回忆，因为考虑到《本命年》是一个表现悲剧的小众片，预估不会吸引太多观众走进影院。出乎意料的是，电影在国内获得的唯一的奖却是通过观众投票获得的，“百花那个电影投票，《本命年》永远是前三名。后来他们都很奇怪，第一名《巍巍昆仑》，是一个描写解放战争的大史实的，第二这个《本命年》一个悲剧怎么会投票这么高？后来他们就再多发一些杂志，让观众继续投票，结果还是第二名。到了专家奖金鸡奖，有些评委专家认为，这个非常有特点，有人认为《本命年》太压抑了，没有一点光明的色彩，所以最后没有得到这个奖。”

而柏林电影节，《本命年》的遭遇也很奇特，“当时处于世界政治格局发生巨大变化的年代，《本命年》影片被提名金熊奖，但最终是我个人获得了“杰出个人成就”银熊奖。

庆祝宴会时，评委向我们祝贺，并夸奖姜文的表演。后来了解到，评委争论得很激烈；由于政治原因，他们只能把奖项给予个人，而不是代表国家制片厂的影片。”

谢飞获柏林电影节“杰出个人成就”银熊奖

《本命年》擒得银熊奖前后时期，也是中国电影在世界影坛最辉煌的年代，国外学术界普遍将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创作的影片视作中国电影的新浪潮时期，那时候，《红高粱》《香魂女》《霸王别姬》等优秀电影频频问鼎三大电影节。

如今，国际影坛上很难看到中国电影展露头角，影迷们在怀念过去荣光的同时也在发问中国电影到底怎么了。

在谢飞导演看来，有以下几点原因：“1990年代初期，由于中国刚刚打开大门10年，外国人看中国电影也是很新鲜的。像《霸王别姬》和张艺谋的电影得奖机率就非常高。但中国电影的新鲜感很快也过去了，像伊朗电影，甚至像罗马尼亚新电影或者是各个国家的新电影也层出不穷。

另一方面，我们现在的电影人很多都要背负市场票房压力。能够真诚地而且独立地创作自己认为有价值的文化作品，这样的机会变少了。现在摄影等其他技术层面有很多新的东西。一些年轻导演，他们在艺术形式上都有一些新创作，但是内容非常空泛。”

谢飞在多年的创作和教学生涯中，始终在强调要“拍留得下去的片子”，“什么叫留得下去，就是说在艺术思想内容上是永恒的，一代一代的人都观赏有价值的。”姜文每次提到谢飞老师都很佩服“谢飞导演很儒雅，不随着时兴的东西走，淡然地做自己想做的事。”

谢飞导演说：“电影既是娱乐，是商业，又是艺术，又是一种语言，一种表达和记录的方式。那么这几种功能，各有各的价值，各有各的市场。像《流浪地球》等电影都是几倍几十倍的收入，在商业上非常的成功。但是你要说它的文化艺术价值有多高，就很难讲。

有价值的文化艺术片，往往当年发行时是小众的。比如说像《罗生门》，当时在日本发行的时候，也没几个人看得懂，票房不好。但现在《罗生门》在全世界都是教材。但很多商业片就是一时的，卖钱就卖钱，不卖钱就忘掉了，有新的商业电影还会出来（替代）。

像我拍《本命年》的时候，制片厂厂长问我，说这个能卖多少？这个片子是描写一个青年人的心理历程，又没有什么完整的故事，像是一个散文，我说最多赚10万块钱。厂长说，那咱们花40万拍摄，回10万咱不是亏本了？我说那咱们想想办法，用别的方法赚钱。我说咱找程琳来演，程琳出个盒带，当时一个盒带卖40、50万，我说来补补这个片子。

所以，我觉得大家一定要明白商业片和艺术片的不同的市场和不同的发行方式，好的艺术片价值是永恒的，但是要想办法把投资成本控制好。”

国产电影市场还有很大空间 推进分级制需要大家共同努力

谢飞导演接受采访提到，在1980年代，中国的影院曾达到了最高一年293亿的观影人次，到1990年代初，影院观众还一直维持在百亿人次以上，人均观影人次在十几次。

1990年代中后期中国电影市场遭遇过崩盘，很多电影院都关了，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现在差不多达到了人均1次。（未受疫情影响前）“可是世界上像好一点的电影国家，都是2到4次，韩国差不多能达到4次。印度一直维持在2次左右。我们要达到这样的电影强国，票房还得翻一倍。

现在中国是市场第二大市场，还赛不过北美，可是北美的人口只有4亿左右，咱们是14亿，如果按照人口计算早就应该是世界第一。所以在商业方面来讲，中国电影市场还前途远大，还有很大的飞跃空间。”

这些年，谢飞导演也不在断呼吁中国电影分级制代替审查制。2000年，谢飞倾注诸多心血的《益西卓玛》未能通过审查在大银幕上映，谢飞赌气“若中国的电影体制不改，谢某绝不再拍电影”。后来，谢飞导演也再未执导过电影作品。

《益西卓玛》剧照2012年，谢飞再次在网络发表公开信，呼吁以分级制度代替电影审查制，并列举遭审查制度侵害的导演田壮壮、姜文、贾樟柯、张元等，他提出“电影审查规定”相关法律尚不健全，应将现行行政管理式的电影审查改为法律制约、行政监督、行业自治自律的电影分级制，各种文学艺术种类应该被平等对待。

本次采访发生在去年的平遥电影节期间，彼时谢飞导演在电影《黑骏马》重映交流活动上再次抛出了这个议题。

作为影迷的我们也好奇，这么多年了，电影分级制的实行到底难在哪？谢飞导演告诉我们“这件事在全世界各个市场里，其实是个市场行为。应该在市场的法律制约下，用市场的方式来进行。全世界的多数国家的分级制，不是政府做的，是行业协会做的。像美国就是，美国电影协会他们自己用投资，自己花钱来给电影分级。大部分电影院看到没有分级的片子不会放映。目的是保护青少年、同时也保证创作者的权利。比如这几个枪战镜头，流血镜头我就是不愿意剪，我觉得是表现了我的艺术探索。那就抬高定级，16岁以下不允许看，相应的也会损失一些票房。你是愿意损失票房，还是要保全你的权利呢？这个就是给创作者一个选择的权利。

我觉得中国的城市电影协会或者制片人协会，两个协会自己就可以做分级，因为这在法律上是允许的。

还有你看一个酒吧，网吧，不允许18岁或16岁以下进入。这是商业行为，并不是政府一个部门下的命令。那到了电影院也是一样的，谁放映就就要负责，你是电影院，放了这个片子，里头有很严重的血腥场面，你让一个七八岁的孩子进来，这是不合适的，本身电影院也应该加入进来主动地做这件事。

所以这件事我觉得比较复杂，也是要呼吁大家一起发挥聪明才智，一起找个好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