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85年首次独立执导《黑炮事件》一举成名后，黄建新成为了中国第五代导演中，美学风格独特的一人。他的作品数量不多，但一直坚持用电影和时代对话。从1999年到2005年，他导演了《说出你的秘密》《谁说我不在乎》《求求你表扬我》等写知识分子的影片。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他开始有了另一个身份——监制。通过与内地导演、香港导演、美国导演的合作，尤其是近年来票房炸弹型影片不断推出，黄建新渐渐成为业内公认的中国电影第一监制。

从1996年的《飞天》起，黄建新开始了监制之路。而他掌握了监制这一行当的诀窍，则是2002年与昆汀·塔伦蒂诺合作《杀死比尔》的时候。之后的《木乃伊3》也由黄建新担任中方监制，取景于上海和延庆。在《追风筝的人》《墨攻》《投名状》等影片的监制工作中，他逐步形成了成熟的体系。

《建国大业》（2009）、《建党伟业》（2011）和《建军大业》（2017），构成了黄建新近年来的“建国三部曲”，前两部他都是导演之一，第三部则变身监制。纵观黄建新这几年参与监制与执导的影片，从“建国三部曲”到《决胜时刻》、《我和我的祖国》、《湄公行动》，用类型片叠加主旋律是明显的路向。

黄建新从业近40年，从编剧至导演，再到监制，黄建新一直没放下编剧的笔。多数情况下他用笔名创作，《智取威虎山》和《建军大业》的署名编剧“黄欣”其实就是黄建新。

接下来，黄建新还将继续参与两部重磅“主旋律”大片——他参与执导、编剧、制片的《1921》已定档今年“七一”，献礼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陈凯歌、徐克与林超贤联合执导的《长津湖》中，他担任了编剧与制片人的职务，将冰天雪地的长津湖之战搬上大银幕。

而在这两部巨作面世之前，黄建新还参与了儿子黄雷执导、白客李治廷主演的新片《合法伴侣》，为这部全程在英国伦敦取景的中英合拍片担任了监制。在与记者的访谈中，黄建新聊到了在中英电影拍摄工业间的巨大差异，对于子承父业的黄雷导演有怎样的期待，以及疫情对于后续《1921》《长津湖》的拍摄，都造成了怎样的影响。

Mtime：《合法伴侣》的创作初衷是什么，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题材？因为毕竟在中国内地不是非常常见。

黄建新：我的记忆如果没错的话，应该是15年，有一个年轻编剧写了一个剧本给尚视影业，看完以后他们觉得比较新鲜，因为中国留学生那时在国外越来越多，数量越来越大，从最早学技术的到最后学管理学艺术，他们的生活从单一变得丰富多彩，变得融入当地的主流社会。他们觉得这个题材还是有些新鲜感的，就拿这个题材去找黄雷了。

找完黄雷以后，因为在海外制作，对制作经验要求特别高，因为海外太贵，特别英国是全世界最贵的地方，怕成本问题，就希望找一个做过这样的人。他们就发现，其实我做过特别多的合拍片，比较有经验，就希望我出来行不行。后来我看了看剧本，对我来讲是有吸引力的。虽然我在国外住过这么一年多两年，但还是觉得不一样，有新鲜的感觉。他其实是一个有喜剧，有兄弟情谊，有爱情的故事，也有一些跟异国文化背景的差异和共同点，所以这个题材我看完觉得挺新鲜的。

Mtime：为什么会选中白客和李治廷来出演男主角？

黄建新：一个角色要求英文要特别好，然后要自己会写音乐，又能唱，又能弹吉他，或者还能弹钢琴。这样我们选择性就变得有限，李治廷符合这个要求，他的形象也符合我们想象中的。另外我们也需要一个喜剧担当，我们就后来发现，白客是一个新起来的喜剧演员，他身上有一股特别不太一样的喜剧方法。如果是传统的喜剧方法，跟李治廷合作可能反而有问题。

因为那种包袱的方式，跟李治廷的气质和习惯不搭，但如果是独特的、另外一种喜剧的方法也许可以，后来我们把这个想法讨论了几次。最初是导演提了，他觉得李治廷合适，为了过渡，他们又选了江珊、巩汉林那两口子，来打通这个喜剧台阶的层次。把这个想法拿出来我觉得挺好的，可以试试做。因为这个题材都是新鲜的嘛，方法也是新鲜的，那大家就去试。

跟几个演员聊天，他们去谈，我也见过面。大家听完看完剧本都合适，后来也就说，张榕容的气质演一个在海外的华侨孩子其实挺合适，也把剧本发给她，她看完还挺喜欢的，这样就促成了这样演员阵容。

Mtime：那前期是怎么邀请到鲁伯特·格雷夫斯的？

黄建新：因为在英国拍，你得有英国的好演员进来。因为这是合拍片，是通过了英国电影协会的审核和批准拍的。中英有个电影协议，这个电影还参加了协议的签字，是真正意义上中英合拍的项目。英方的制片人非常经验丰富、做过100多部电影，他就给我介绍了鲁伯特·格雷夫斯，他一说我就知道，因为他有一个《看得见风景的房间》，是全世界非常有名的电影，他是主角。

后来他们就说，他最近演了《神探夏洛克》，大家都知道。我们的成本是有限的嘛，正好我去当中英电影节的评委会主席，我正好去，就约他见个面，大约谈了十几分钟，他那就欣然接受了这个，不再谈什么其他的东西就促成了。因为黄雷是一个年轻导演，他不是一个大投入的电影，后来我们觉得这个演员阵容还不错。

另外摄制组在英国拍戏的时候，我们只去了30多个人，全组大概160多个人，剩下全是英国的，是以英国为主体的摄制组。其中一个摄影师，比方说灯光师、技术保证、动作什么，全都是英方派出的，经验很丰富，所以这次合作应该讲还是蛮好。

Mtime：李治廷确实是英国留学回来的，那白客在英文台词方面是现学的吗？

黄建新：李治廷就是在伦敦帝国理工上的学，那是特别有名技术大学，因为爱艺术，他从那个学校走了。白客我估计英语上大学的时候读到四级就算到头了，大部分都是毕业就行了。但他有一个本事，就是语言能力特别强，学的特别快。他平时把翻译的本背过了以后到了现场，英国演员跟他讲，英国人不这么说，英国人应该这样说，他就现场跟着两遍。

然后基本第三四遍，英国演员就说可以了，没问题了，我们都觉得行了。我说可是他演的是在英国生活的人，对方说就像我们说中文一样，你总觉得我们会有一些语调，但他表达的熟练程度足够了，就这么度过了这个关。当时对他这个挑战，他还有点压力，后来试着让他去做了几段，我录完以后发给英方，说这个演员不太懂英文，你听听，英方听完说这个人没问题。

Mtime：整个制片过程中，和英方合作最难的地方在哪？

黄建新：到一个陌生国度，大家因为未知，都有些紧张，但我跟美国、日本、德国都合作过很多，我知道他们的专业程度比我们高。其实只要我们掌握一点，就是工业基本原则要遵守，比方说任何事情都要有计划，不能随心所欲。我们去英国之前，跟英方一起看景定计划，做了从第一天开拍到哪一天停的计划，完全按时间表来，这就是他们的习惯，美国也是这样。

因为他们认为，每一个人的时间都是生命的计划部分，包括人家的辅助人员，之后会安排别的事情，你不能任意把人家的生活全部打乱，所以要遵循一个互相尊重的原则，在最初就要做计划。这个我以前有经验，但黄雷他们肯定没这个经验。“哎呀拍的完吗”？你要想办法，拍不完可以多要，但是哪天必须追回来。

而且英国是工业国家，成习惯了。提前几个月去申请一个景地，批给你几点到几点，就是几点到几点。你说我挪俩小时？那不行，对工业化程度的要求特别高，这次对我们全部都是锻炼。另外就是百分之六七十是英国的工作人员，他们天然是没这个问题的。我们去的摄影师等主创部门人员，跟着他们一起很快就适应了。

Mtime：合拍中，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什么？

黄建新：还有就是国内电影里没有的概念，叫“大本营”。就是在一个城市拍戏，今天在城西，或者三天以后在城东，必须离这个地方15分钟建立一个大本营。中午吃饭的时候，他们是不在现场吃的，对生活的要求比较高，摄制组必须回到大本营，有一小时的时间吃饭，大家都有坐的地方，然后化妆什么都会在这个大本营。化妆车，办公车，一些辅助车辆，会停在这个大本营。

它是挪动的，我们所有东西就是第一天拍完，开会就在大本营。比方说，明天挪到新一个大本营，有公用停车位的地方，大家可以来，因为在那些城市里，你想占人家所有的道路，这是基本不可能的。我觉得这个经验蛮好，听起来你租那个停车场，租两天要花多少钱，但你在时间上省的比这个要值得多了。比方说你住得离一小时，路上就多了一小时。

这一小时的时间成本在西方非常贵，所以算下来这是最合理的而且最方便的，对工作人员的身体也更好。我一直试图把这个方式挪进来，但是好像挺难的，只有小剧组可以做到。大剧组比如现在的《长津湖》，我们现在有四个组在同时拍。四个组光前期工作人员就7000多个，全世界没有那么大的组，所以这个就挺难的。

但是还好，我们在每一个组建了大本营的房子，也是用这个方法来做。使工作人员的生活比较有规律，不是都在旷野里，比如吃饭一定进房子，因为一拍就是几个月嘛，这么冷的天。英国做电影比我们早，他们的工业体系还是有很多优点的，可以值得学习的。

Mtime：但是由于疫情，最近两年没有这种到国外去学习、合作的机会，会不会觉得有点遗憾？

黄建新：是，疫情对世界改变太大了，比方我去年拍《1921》，我一直希望里头的马林和尼克尔斯基，这两个国际共产主义的代表是专业演员。我就从好莱坞请了一个演员，从英国请了一个。但疫情中间，我去年开拍时候，入境就变得特别复杂，因为这个戏的特殊性，今年七一必须演，所以政府的主管部门帮了我们很多忙，最终都来了，一来就被隔离很久。

然后开始到摄制组来拍，拍完就回去了。我还有日本演员，因为日本共产党有过来的，还是《小偷家族》一个挺重要的演员，也是帮了很多忙请进来。最近我们《长津湖》也遇到这样一个问题，《长津湖》是之前19年的时候，我们已经在东北集结要拍了，当时从美国来了80多个演群众演员的美国工会演员，演美军的，都是复员军人从事演员行业，感觉特别棒。

但是疫情以后这是不可能了的，就等于要从国内留学生里头去找，这个明显的是有一些距离的。所以我们原来可以拉到很前景的戏，就推得比较靠后。然后去靠一些专业演员的前景来顶替这个。今年就没有一个从国外来的，都是在国内找的。

Mtime：您觉得您这次对黄雷导演的表现感觉怎么样？

黄建新：进步了。黄雷他大学是理科生，第一个读的是西北大学数学系。他毕业以后到北京，其实是央六频道技术部的人。过了好几年，有一天他跟我说，我再读个研究生吧。我说好事啊，读啊。过了一年他说“我考上了”，我说考哪儿了？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等于基因又显露出来了，没压回去。当时选数学是我帮他选的，我觉得搞个科研挺好的啊，等于他是这么回来了。

所以他身上其实是两种东西，他跟我不一样。有一次看《黑客帝国》，他回来逗我玩，说你绝对没看懂。我说我做一辈子电影我看不懂？他说我就是看懂了故事层面，那是个对数关系的电影，开始给我讲一堆数学，我被讲懵了。所以他身上有他的特点，跟我不一样，我是是中文系的学生，后来去电影学院读导演啊。他是一个理科生。身上有一些逻辑上天然的缜密性。

还有他特别喜欢音乐，古典音乐特别好，然后他还是音响的发烧友，以及一个设计公司的设计师，专门做那种特别高端的音响。他是一个很奇怪的人，身上一定表现的跟我很不同，看一些问题的角度跟我也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