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无所依》《血色将至》《迈克尔·克莱顿》1972年最佳影片《教父》也许时间选择意味着一切。作家和导演有一千种讲故事的理由，其中的许多不能被清楚地表达，但是越来越貌似真实的是，今天生活在“后9·11”世界、被恐怖主义的恐惧所折磨的电影人，质疑伊拉克的血腥战争，关心美国卷入的烦恼，对时代的实质作出了回应。

电影史学家保罗·托马斯认为，电影真正反映的是“9·11”以后的美国情绪。“人们感觉到，事情是失控的，在我们的控制范围之外。普通的美国人今天有种感觉——恐惧和邪恶到处潜藏，一打开门，就能看见外面有一个残忍的陌生人。”

——《洛杉矶时报》专栏作家帕特里克·高森

本届奥斯卡电影若有一条主线，那就是“很黑很暴力”，风格压抑，题材“黑暗”，跟传统好莱坞电影扬善惩恶、伸张正义、欢天喜地大团圆的套路有所不同。严格说，今年的奥斯卡提名影片基本上都不是好莱坞六大片厂的产品，而是他们属下艺术片制作公司打造的，具有独立精神(是否能称之为“独立影片”则视定义而略有分歧)。往年也不乏这样的作品，但多数属于陪衬，而今年它们一统天下，则有深层的社会原因。

好莱坞的商业大片(如《变形金刚》)也可能很暴力，但那是卡通化的暴力，只作用于视听感官，而文艺片中的暴力可以直指人性的黑暗。本届五部获提名的最佳影片中，有三部反映了暴力，尤其是最终获奖的《老无所依》，更是延续了去年马丁·斯科塞斯《无间道风云》的暴力美学。这部影片的中文片名翻译得望文生义，颇有误导作用，让人以为这是一部讲空巢老人悲惨遭遇的影片。该片有一个非常通俗的框架，即西部片的类型和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追杀情节，但它真正的精华在于其对暴力的冷峻而细致的描写，不乏悬念但毫无娱乐性，与其说表现了善恶对峙，不如说渗透着一种玩世不恭和虚无主义。西班牙演员贾维尔·巴登扮演的杀手虽然是配角，但属于该片的灵魂人物。如果说安东尼·霍普金斯在《沉默的羔羊》中塑造的食人魔王把杀人当作一种艺术，那么，艺术多少需要火热的激情，而这个杀手冷得令人不寒而栗。他不用普通枪支，而用气枪和牧场所用的牛枪；他让受害者猜谜，猜测他抛掷硬币的结果，由此决定对方的生死，并且隐隐让对方预知下场；他模样怪异，但并不恐怖，他的恐怖是从骨子里渗透出来的。这可能是本世纪第一个经典的银幕恶魔形象。

《血色将至》跟《教父》属于同一种风格，即通过一个人或一家人的发达历史，折射美国社会的崛起。《血色将至》讲的是20世纪初美国加州勘采石油的历史，反映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残酷，令人想起我国的房地产行业。这部影片群众场面并不多，但颇具史诗气势，跟《教父》一样有大歌剧的风范，里面的人物都是放大的，有符号功能，动作和感情也略显夸张，以凸现人性的丑恶，主要戏剧冲突发生在追求物质财富和追求精神寄托的矛盾上，但不落俗套的是，影片并没有将代表精神的一方写成“好人”，可以说是两种“恶”的对抗。丹尼尔·戴·刘易斯塑造的石油大亨让我们见识了“成功企业家”的“初级阶段”，他的性格就是玩命，不仅玩自己的命，也玩他人的命，最终他并不能如愿享受自己劳动和盘剥的果实，因为过程已经代替了幸福。爱尔兰演员刘易斯那种极端的斯坦尼表演，把一个创业者的苦恼和阴暗转化成宏大的叙事。

同样把矛头指向资本主义制度的《迈克尔·克莱顿》是一部惊险剧，揭露对象不是单个的人，而是草菅人命的大企业，风格偏情节剧，一环套一环，节奏紧凑，台词洗练。本片的“坏人”也获得了奥斯卡奖(最佳女配角)，即苏格兰演员蒂尔达·斯温顿，她扮演该企业的法律主任，兼暗杀总指挥。除了最后一场戏(跟乔治·克鲁尼的谈判和冲突)极见功力，她的表演大大得益于导演的处理。影片在表现她谈判时极其专业的谈吐之际，快速穿插她事先练习这些演讲和对白的磕磕绊绊场景，将外表的自信和内心的忐忑两相对比，使得这个人物顿时增添了立体感。

暴力是戏剧冲突的终极体现，电影呈现暴力既有悠久历史，又可以或深邃或无谓。一般来说，电影作为一种艺术形式，不是很适宜反映当下的新闻事件，尤其是战争。当一个国家仍处于战争或战争刚结束时，人们的情绪(无论是支持还是反战)均十分高昂，缺乏必要的距离感。关于美国打伊拉克的影片去年推出了好几部，但票房和评论均不理想。反之，那些跟伊战没有直接关联、但表现大众不安情绪的作品，却更能反映这个时代的美国心声。眼下的美国人既担心恐怖主义，又对反恐战争越来越不安，尤其是伤亡日增、平民受害、虐囚丑闻，普通人在道德上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尴尬，如同战争本身滑落到持久战的泥沼。对于一向政治左倾的好莱坞而言，布什当政的八年更是暗无天日的岁月。

类似的情形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也发生过，从肯尼迪被刺，到越战的升级，到大规模的反战运动，关于这些事件的优秀电影，到1970年代中后期才开始出现，而及时反映时代声音的电影(如《雌雄大盗》、《十二金刚》、《独行侠决斗地狱门》等)都假借其他时代背景，来折射当时公众对暴力的病态迷恋和排斥。这也许有违正统的文艺理论，但其实不难找到类比：最能反映1990年代中国大学生心态的不是某部校园题材影片，而是周星驰的《大话西游》。

一个电影故事的结局或悲或喜，不是最关键的，因为光明尾巴可以缝制到任何一个故事的屁股上，但影片的调子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力。《迈克尔·克莱顿》中坏人被揭露，但你看完后，依然觉得个人无法跟庞大的集团抗争，与其鸡蛋碰石头，不如苟且偷生。而前述另外两部影片，连一般电影必备的道德楷模和光明尾巴都没有，观众看着压抑，也就不奇怪了。

其实，今年奥斯卡有一个真实的麻雀变凤凰故事，发生在《朱诺》的编剧身上。笔名迪亚波罗·科迪的女士，数年前曾是一名脱衣舞娘，也靠接听色情电话谋生。有人偶然发现了她那稍微有点“黄”的博客，觉得她那些半自传的描写很有意思，于是鼓励她写电影剧本。结果，她的第一个本子不仅被拍摄了，而且居然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原创剧本奖。影片除了少女怀孕是虚构，很多细节来自于她的生活。当人们向她请教成功的秘诀时，她说：“接听色情电话是编剧的极佳训练。”细想也是，这项工作需要极强的角色扮演能力，根据每个客户的“倾诉”来不停编撰台词，紧张程度远胜在书房里磨洋功。科迪女士的幽默感颇为黑色，但跟科恩兄弟的黑色幽默路子不同。

已经结束的编剧罢工为本届奥斯卡颁奖典礼贡献了不少串场笑话，但本届奥斯卡影片的灵感则来自美国的大众心理，而这跟颁奖当天的洛杉矶天气似的，昏暗是基调，难找一丝明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