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终特别篇·二〇一二中国电影创作点评】

2012年的中国电影，和以往一样，但又远比往年更甚地，关照着两千年岁月里的中国人、中国事、中国情。

1这一年里，《王的盛宴》《铜雀台》《画皮2》聚焦于“秦时明月汉时关”里的人情；

《四大名捕》《柳如是》《倭寇的踪迹》则讲着“明朝那些事儿”；《太极》《白鹿原》《赛德克·巴莱》描绘了陈腐大清国遇到洋人船坚炮利时的无尽苦涩；而

《大魔术师》《黄金大劫案》《杀生》《听风者》《危险关系》《一九四二》《大上海》等一组民国戏，书写的则是最好且最坏的乱世里的种种传奇和苍凉；然后，

《夺命金》《桃姐》《春娇与志明》《二次曝光》《人山人海》《浮城谜事》《万箭穿心》《泰囧》《十二生肖》这一批当代题材，则记录下新世纪之后，发生在“我们这里”的，那些斑驳多元、或喜或悲的图景。

从公元前192年的鸿门宴，到公元2012年的囧之旅，刘邦和项羽、

徐峥和黄渤，都在银幕上斗智斗勇，你争我夺。电影人不是历史学家，电影更不是史实，但即便是最蹩脚最无稽的电影，都会在有意无意间，传递出某时某地的情态和情绪，而把所有的这些连缀起来，也就构成了民族的、国度的以及人类的历史。

2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一直都是我们浸入骨髓里的创作方向和审美趣味。自中国电影诞生之日起，“历史”和“当下”（实则后者依然是“历史”），就一直被并重，这不但是情感上的本能，也是理智上的必然。因为，除了中国，世界上再无第二个民族或国家，有着如此丰富绵长的、始终成文的历史。而这些历史，满载着光荣和耻辱，是本民族最大的财富（亦即最大的包袱），但也因而得以成为我们的文学、曲艺、影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即便是“当代史”，世界各国也鲜有我们这样，可以以十年二十年为界，分隔成一段段完全不同甚至价值观都彼此否定的时期——有了这几千年来，一直由无数官方和私人史官所纪录下的无数鲜活的、有待开掘的人和事，我们拍不了科幻片又有何妨？

2012年里诞生了不少历史的、或当代史的电影，但在这个电影业刚刚启动的时刻，我们相信，也愿意期待，这只是一个开始。

3纵观2012年的中国电影创作，我们当然首先应该承认，依旧有着一大箩筐的滥片和烂片，但在日渐锋利的市场之刃的切割下，比起往年，本年度中上水准的影片，其绝对数量明显有所提升（尽管对比着节节升高的年产量，成品率或精品率可能停滞乃至下跌了），特别是种类和风格的丰富程度，更是近年来的罕见，本文开篇所提及的这些对不同时代，或者对同一时段进行不同书写的影片，就是其中典范。

最具象征性的当属《一九四二》，用大片规格制作出一部创作者实际上还没参透形式和内容、但又极具创作尊严和勇气的宏大悲剧，让我们再度看到了，戴着纸枷锁而收获名利的中国电影人，依然对艺术家使命感有着强烈而焦灼的执念。十年的票房繁荣，已经催生出了应当回归、或者说反哺电影本体的机会了。重要程度与《一九四二》相仿佛的是《白鹿原》，前者过于求大和焦点的分散，成为其败笔，而后者则恰恰相反，失手于剪裁上的小器和小气。然而在某种意义上，这两部电影正好彼此构成正传和续篇：“老东家”其实很可能是白嘉轩们未来的命运，而之所以河南、中国会饿殍遍野，究其根本，就是因为以白鹿村为象征的传统且落后的中国，遭遇到了这一场持续百年的“两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即便是目为失败之作的《王的盛宴》，在作者自命不凡的表象下，敢于思辨历史的敏感，和重构古装电影的野心，站在创作角度、以及电影的（而非“电影产业”的）角度，仍然值得我们鼓励。

4从1920年代起到现在，好莱坞电影之于中国电影，是老师，但更是对手。“古装武侠巨制”，一度是我们最为信赖、最有硬碰硬意义的反击之道，从1928年的《火烧红莲寺》到1967年的

《龙门客栈》，再到2002年的《英雄》，以及2011年的《龙门飞甲》和2012年的《画皮2》，这种“类型”，都交出了不错的答卷。然而在今天，举目所见的，更多却是

《杨门女将》《血滴子》之流自废武功的七伤拳；而《失恋33天》和《泰囧》的登场（还应该包括1997年的

《甲方乙方》和2005年的《疯狂的石头》），则证明了，其实我们还有一条剑走偏锋，四两拨千斤的秘诀。在美国大片已经把视听刺激做到极致的现在，中国电影正在逐渐意识到、并且开始着手用“本土”和“当下”这一组经纬线所编织的“情感认同”之网，来找回对古装大片投下不信任票的观众们——而究其本质，正如《失恋33天》的缔造者

滕华涛所言，新一代电影人，实际是在书写当下中国的“十年断代史”。

其实，这种抱负并非新发明，从民国时代的

《马路天使》《太太万岁》，到“十七年”的《今天我休息》《李双双》，再到80年代的《黑炮事件》《二子开店》、90年代后期发端的冯小刚作品，这种市井趣味的、关注当下普通中国人之喜怒哀乐的喜剧，一直就大受欢迎，也是可以一窥中国民生各阶段状况的病理切片。可是出于种种原因，这股道统的存续，又总在起起伏伏，阴晴不定。而最新的乐观局面是，比《失恋33天》成绩更优的《泰囧》，如果在今天的中国影坛，能够实现类似于70年代许氏兄弟

《半斤八两》之于香港电影那样的刺激和启示，那么，我们绝对可以憧憬一个繁荣的、商业的电影黄金时代的到来、憧憬新一代

许冠文、成龙、周星驰，以及陈佩斯的到来。5如过江之鲫一样多的国产恐怖片、恶搞喜剧片、山寨都市片，坏了无数人的脾胃，但它们的商业成绩往往并不坏。而连续两年，堪称国产电影骄傲的《钢的琴》和《万箭穿心》，却都“只有口碑没有票房”——这样的现实，有时令人愤懑，但并不难以理解。在今天，看电影就像吃饭、住宿一样，变成了我们的刚性需求。商业片，包括大量的劣质商业片，正是应对这种需求的必然供给（尤其是又不能全部供给进口大片）——有如我们举目所及，满大街的脏乱差且地沟油的小饭馆，以及偷工减料毫无个性的建筑物，它们令人沮丧，但又不可或缺（至少在一定时期内）。

而观赏艺术电影，本来就是逛画廊听歌剧一样的更“高级”也更“弹性”的需要，既不是大多数人的兴趣所在，更由于缺乏“场馆”（不排片或少排片），即便有少数爱好者愿意捧场，也找不着门径。所以，今天的艺术片，只能在商业放映逻辑里靠边站——当然，我们并不否认在个体上，艺术片和商业片并没有泾渭分明的区别，操作得当，文艺片也可以制造票房奇迹，但这显然并不是艺术片的使命所在。中国艺术电影要改变命运，根子上需要在当下这个商业放映体制内，建立一个次级的专供市场。不过，说到底，就像成名前的齐白石或者梵高的画作，绝对不会因为无人问津而有损任何真正的价值。好的艺术电影，价值体现在其电影本身。碍于制作成本和美学追求，文艺片大多都瞄准了当代民生。而最令人欣慰的是，今年涌现了一批这样的精品：《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桃姐》《夺命金》《春娇和志明》《浮城大亨》《麦兜当当伴我心》《搜索》《飞越老人院》《二次曝光》《人山人海》《浮城谜事》《万箭穿心》，重现着两岸三地中国人三十年来生活真相的各个截面。它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无法企及《失恋33天》和《泰囧》式的票房神话，但在书写“断代史”“当代史”的力度和深度上，它们或许比后两者更犹有过之。拍出来，留下来，就是它们的胜利，就是电影的胜利——让票房的归票房，让电影的归电影。

6《黄金大劫案》《杀生》《匹夫》三部民国戏，在今春抱团上映。这一场被媒体热炒的中生代导演商业类型片的票房大比武，最后似乎没有赢家。但在今年无比热闹的电影民国热里，它们的集体亮相还是别有意义，比起《大魔术师》《大上海》《听风者》《消失的子弹》《危险关系》这些“境外”成名影人的出品，三位本土选手对民国的拿捏，似乎更为准确且更有创意。

本来民国题材就是中国影视行当的传统一枝（即所谓“年代戏”），有如西部片之于好莱坞。它装得下各式各样的主题和情节，再加上辛亥一百年的背景，以及《让子弹飞》的爆红，民国戏于是在2012年有泛滥之势。公允地说，今年的民国电影，不过不失，基本都算合格（《一九四二》属于另一个范畴）。而可喜的是，宁浩管虎杨树鹏，比起王晶尔冬升辈，都还只算得上是新人，但他们展现出的“可能性”，却颇为可观。在中国电影义无反顾成为一门产业之时，只有新一代创作者找准了正确的类型片规则，才有望建立起一个合理的有机的产业生态。宁浩在《黄金大劫案》里，设计了一个草台班子式的电影摄制组，用道具和声效，抢走了日本人的一车黄金，以及在随后得而复失失而复得，其间充满了自嘲、调侃、致敬和隐喻，也让我们看到了在面对好莱坞、投资人、“剪刀手”的三方合围时，新生代电影人那局促不安的焦虑，以及跃跃欲试的斗志。这场四方博弈会无疑会持续很久很久，我们最希望的是，在2013年，他们能赢得更多，电影能赢得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