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正式公映的《气球》，将会是近期风格最为独异的一部影片。它来自导演万玛才旦，继《塔洛》《撞死了一只羊》之后，又一部藏地题材新作。本片去年在国内电影节进行首轮放映时，一票难求，映后收获很高的口碑评价，同时，入围第76届威尼斯电影节地平线单元。荣誉之外，《气球》也是万玛才旦初见大师风采的成熟作品。

万玛才旦出生于青海藏地，成为导演后，拍下的7部长片，清一色以藏区为背景，藏民为故事。不同于外来视角的审视，他总是去猎奇化展现当地民俗，反而拉近观者与神秘藏区的距离，被谢飞导演赞为“只有藏人导演才能拍出的真正藏族电影”。这也注定万玛才旦和他的电影，冷门、小众。

影评人口中，万玛才旦始终是最被低估的国内导演。与贾樟柯同辈的他，一手扶起“藏地新浪潮”，这些年我们能见到的藏语电影，几乎都有他在背后照拂。作品也一直保持着稳定的高水准，国内外大小电影节拿奖无数。他这几年创作势头更猛，由王家卫监制的《撞死了一只羊》，一度冲向金马殿堂，与张艺谋、贾樟柯、姜文、娄烨同台竞争“最佳导演”。

再上一部《塔洛》，提前征战金马，拿下最佳改编剧本，时光君至今还记得金马给它的颁奖题词——“聚焦藏人生活景况，以黑白影像粗粝质感勾勒出西藏大地的苍凉，更缩影这一代藏族青年的内心迷惘。在心灵的高原上壮游，以为走得那么远，其实仍踌躇传统原生文化与现代文明间，欲离何曾离，云空未必空。”

用以引述其大部分作品，都不为过。《塔洛》是万玛才旦第一部登陆院线大银幕的影片，也给了很多影迷从此认识他的契机。

五年后，《气球》飞至眼前。更为精致沉稳的影像风格，继续贴行于藏民真实内心活动，只不过它的故事，较之以往，多了不少戏剧性变奏——

一切尴尬，由一个避孕套引发。主人公达杰的两个小儿子，捡到父亲遗失的避孕套，当作气球耍玩。达杰发现后又羞又恼，面对老父亲的疑问，他却只能“承认”：那就是气球。90年代的藏区，民风依然封闭保守，“性”是难以启齿的话题，“避孕套”则是政府下发的防孕道具。最后两个避孕套被毁，间接导致已经生下三个孩子的母亲卓嘎，再度怀孕。

一方面是家里的经济状况，实在无力抚养新生儿，另一方面则迫于计生政策压力。原本就打算做结扎的卓嘎，想要堕胎。与此同时，丈夫达杰听信村里的上师所言，认定卓嘎肚里的孩子，是他死去不久的阿爸转世。于是，和大儿子江洋一起劝阻卓嘎，两人原本亲密无间的夫妻关系，也产生破裂，一家人由此陷入难以抉择的困境之中……

这样的故事，或许只能发生在世代信奉“生死轮回”的藏区语境下。冲突恰好出现于，现实与信仰的紧张关系之间。相信灵魂会转世回家的藏民，面对不该继续生孕的生存难题，内心开始有了困惑与动摇。现实对撞信仰，现代对撞传统，文明对撞原始，诸如此类的主题，常见于万玛才旦的每一部作品中。

处女作《静静的嘛呢石》，镜头对准一个小喇嘛，回家过年期间，他沉迷上电视机里播的《西游记》，最后甚至不愿再返回寺院，继续修行。《老狗》中，儿子要将家里的纯种藏獒卖给别人做宠物，却遭到了藏族老人的坚决反对，老人对藏獒的留恋，隐隐带有对藏族传统文化的守护。

《静静的嘛呢石》

万玛才旦电影里的主角，总是在两端拉扯之间，感受到一种混沌的迷惘。折射出眼下藏区人民，面临城市化、现代化甚至汉化，必然途经的内心迷宫。到了《气球》，一系列矛盾，升级成法哈蒂在《一次别离》中所构建的，无解且不断上升的生活困局。

《气球》不像万玛才旦的其他影片，改编自他笔下的小说。故事的剧本，创作于很多年前，而后才形成小说。关于“气球”的意象灵感，他在北京念电影学院时，就捕捉到，它是尤为适合进入影像的一个符号。海报上，红色气球化作女人的孕肚。而电影开头，由避孕套的白色气球，又与之形成对照。红色代表孕育的希望，白色寓意节育的束缚，红白交染下，生活开始透露悲喜互换的荒诞底色。

《一次别离》影片里文本上的对照，几乎随处可见，藏民家里的羊，成为人类的命运喻体。一如年轻时性欲高涨的达杰，就像羊群里的种羊，而一只两年多没生小羊羔的母羊，又让卓嘎联想到了自己。丈夫从羊圈里拖出母羊，准备把它卖掉，嘴里还说着：“不生产的母羊，要来有什么用？”然而他和卓嘎，在超生罚款的政策压力下，不也成为逐渐失去生育权的生产机器？

原本选择最为被动的卓嘎，成为家里第一个产生反抗想法的人。她同样信仰灵魂转世之说，但站在生存的天平上，不禁开始怀疑上师真言的可信度。尽管是出于生计考虑，才决定打掉孩子。当听到卫生所女医生的劝解——“咱们女人生下来，又不是只为生孩子。”“现在已经不像以前了。”卓嘎的内心，很难说没有一丝自我意识的觉醒。

卓嘎绝望于自己的身体，以及未来的生活，都将背负生育的“枷锁”，开始羡慕深受情伤而出家远离俗世的妹妹。在此之前，她又为了阻止妹妹和旧情人见面，不惜烧书、撒谎，让两人多年的误会，继续成为彼此解不开的心结。生活似一张密不透风的网，没有放过任何一个人，受害者也会是同谋者。

在万玛才旦过去的作品中，甚少花费笔墨刻画女性形象，《气球》中大量的戏份，却集中在卓嘎身上。无意之间，这个创作于十年前的故事，赶上了当下的女性主义热潮。不过面向卓嘎的挣扎，电影并没有打算给她一条出路，始终保持观察视角的冷静克制，生活本该如此。

《塔洛》万玛才旦的电影，沿用文学性的工整。而从《塔洛》起就一直合作的摄影师吕野松（也是《八月》《旺扎的雨靴》摄影），又将他风格化的文字，落实到影像质地上。手持摄影、艺术构图，《气球》考究的摄影，将藏区大地粗野的壮美，尽收在镜头中。一段关于阿爸转世轮回的长镜头，拥有引人入梦的魔力，成为今年大银幕上，最难忘的高光画面。

可以说，在吕野松的摄影加持下，万玛才旦在追求自己的美学风格上，又进一步。影片结尾，再次出现两只红气球。一个被扎破，另一个远远飞向高空。所有角色都抬头，望着腾空而起的“希望”，若有所思。没有人知道，它会飞向哪里，又能飞得多高。

如此辽阔的土地上，没有一个灵魂是自由的。

影片宣传之时，记者与万玛才旦导演深入聊了聊《气球》、藏地文化中的禁忌，以及不同文化观众对于影片的不同认知。采访正式开始之前，导演在微信上给人发着藏语的语音信息，并且告诉好奇的记者：苹果手机可以实现藏语打字的功能，安卓手机则不可以，而无论哪种系统哪种手机，都没有说普通话的人习以为常的“语音转文字”功能。《撞死了一只羊》Mtime：身为一个女性，看完《气球》会有很多平时感觉不到的触动，您是怎么构思，想要表达这种先锋性主题的？万玛才旦：还是跟题材有关系，也没有刻意在往女性题材这个方面靠。比如说我上一部拍的是男性视角的电影（《撞死了一只羊》），然后这一部一定要写一个女性视角的电影，其实没有。我的创作可能跟小说创作是比较像的，就是有了一个灵感，然后你根据灵感，根据意向来建构这个故事。“气球”也是我在很多场合都聊到了，很多年前我在中关村的大街上，看到了一个红气球在飘，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电影的意向，很多电影也以气球作为意向，比如说法国的《红气球》，后来侯孝贤也拍了《红气球的旅行》，然后最近好像也有一个商业片叫《气球》（2018年德国影片）。《红气球的旅行》所以当我看到红气球这个意向，会跟很多事情联系起来，当时就跟藏地产生了关联，开始构思这个故事，然后就想到了白气球的意向，慢慢这个故事就成形了。想到这个气球，可能会扎破飘上天空，越来越小就不见了，它是一个开放式的结果，然后慢慢才建构这个故事。我就没有太往某个题材方面靠，我自己是不喜欢这样的创作的，像命题创作或者方向性的创作，我觉得是跟创作本身规律有违背的。所以我的创作过程其实是很自发的，成了一个以女性为试点展开的故事，可能跟当下的女性议题比较契合。Mtime：您刚才说片中有很多意向，我注意到有很多柱子或者窗框把人挡住的镜头，这种设置的意图是什么？万玛才旦：这种镜头，一方面跟女性当时的处境有关，与那种压迫感、紧张感相关。另一方面就是，她对话的内容（堕胎/避孕）是一个比较私密的话题，她们在聊天的时候也会看左右的人，会把说话的音量降低，就不太像正常的交流，像说悄悄话一样。这个话题在有些发达国家，成很大众的话题，可能在饭桌上大家也会讨论到，有些家庭中的父母之间，或者父母和小孩之间，都会很正常地谈论。但是在藏地它可能还是有一些禁忌，比如说避孕套之类的，就会带有一些隐私，这么私密的话题就不会在公众场合谈。所以需要设计适合这种内容拍摄的镜头，你会看到镜头好像也在偷窥一样，会用窗框、门框之类的隔开，好像有一个人在悄悄地听他们讲话。Mtime：影片中涉及到了“转世”的藏地独有文化与宗教传统，甚至还有男主角说“你怎么能怀疑上师的话呢”这种台词，这会不会很大胆？万玛才旦：这个话题，在某一时代肯定是很大的一个禁忌，但当你离开了那个环境，或者当很多新东西进来之后，你对自己的文化会有一个反思，你会跟其他文化做比较。所以这个也算不上是对禁忌的触犯，当下会有一些藏地知识分子反思这些问题，也会写类似的文章，讲自己信仰、民族的所谓劣根性，就是类似《丑陋的XX人》《丑陋的藏族人》之类的。片中的卓嘎并不是一个知识女性的形象，她可能会开始有一点点反思，但让她达到觉醒的高度，做到完全的下定决心，在那样的环境和年代中，我觉得是不太可能的。所以她最后的结尾也是开放式结局，她很难真的替自己做决定。Mtime：您会觉得《气球》不光是对于藏语藏族、藏民文化的一种展示，也更多是是一种反思吧。万玛才旦：对，反思肯定是有的，它肯定不是那种没有任何思辨、反思的歌颂，不是为了让别人猎奇的西洋镜。

《气球》入围威尼斯电影节“地平线单元”

Mtime：您的片子《撞死了一只羊》和《气球》，是前两年连着都去过威尼斯，您会觉得外国观众、国内华语区、藏语区的观众们，反响有什么差异吗？

万玛才旦：差异还是有，因为文化和背景不同。在汉地有些地方放的时候，有人说结尾是卓嘎去了寺院，这个孩子肯定就已经打掉了之类的。像意大利这样的欧洲国家，他们对于故事的理解就与宗教有关，某一些宗教里面可能是反对堕胎的，他们可能就会有一些切身的感触，对这样一个人物可能就会有比较深入的理解。

我觉得《气球》是一个相对比较朴实的故事，每个地域的人都有了解，就看你能了解到什么程度，深入到什么程度。可能一个牧民看这个电影，他也能看到这个故事，他会说卓嘎太坏了什么的。如果你是一个宗教立场非常坚定的人，或者是女性主义者，对于结尾就会有不同的看法，观众看到什么就是什么。

《阳光灿烂的日子》Mtime：您在训练或者说调教两个小孩子演员的时候，他们懂他们在拍什么内容吗？他们知道他们拿着的白气球（避孕套）是什么东西，知道会有这样的所谓禁忌吗？

万玛才旦：他们应该不太会关注剧情本身，以及所传递的东西，但是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应该知道，这样的经历应该小孩们都有。所以他们看到这个也会笑，也会吹，就像姜文的《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面那种。

Mtime：所以两个小演员对于避孕套的认知，实际上是比片中他们所演的角色要懂得多一些？

万玛才旦：也不能说是更多，就对他们来说避孕套就是气球，所以这个片名叫《气球》，白色的气球就是小孩的玩具，他们还会想要红色的、真正的气球，气球这个东西，在大人和小孩在世界里面有两层意思。

Mtime：您一直在致力于展现藏族文化，而且拍出了很多非常优秀的作品，那您会有计划想要碰触别的领域和话题，展现现代都市，或者说想要和不光是您最熟悉的男女主角一起合作吗？

万玛才旦：我选择合作了多次的索朗旺姆、金巴这些演员，也是觉得他们合适才用他们。如果这两个演员不合适的话，肯定会找更合适的人选，我觉得这个是第一位的。并不是说你认识这个演员，就一直用他们。题材方面，我希望能涉及到不同的题材，比如说藏族也有城市生活、其他层面的生活，我希望尝试的更多的题材和领域，像小说的话，就没有那么单一，小说里面我可能涉及到的题材就更广泛。

Mtime：您会有意识想要栽培，或者说让观众们认识更多的藏语新人演员吗？

万玛才旦：这个倒没有吧，演员的培养，通过一部电影还是很难。这个演员肯定需要表演方面的天赋，他也需要专业的学习，当然还需要平台。比如说，他有一些作品能演，适合他，让他能有表现的空间，这是综合的。有这种潜质的、训练的演员，合作起来肯定是好的，然后通过你的平台或者作品，再把他们推广出去。其实我觉得是一个互相的过程，很难说你在栽培什么的。

Mtime：每年您都还挺有稳定的输出，无论是小说或者是电影，您会把自己归为高产作者吗？

万玛才旦：其实就电影而言，它受到外在因素的制约太多了，如果没有太多制约的话，我可以做到是一个高产导演，一年拍一部我觉得是没有问题。题材不是问题，你可以拍的题材很多，但是就看机缘巧合，就像《气球》是多年前就写完了小说的，但是前两年才把它拍完，然后今年才能上映。

很多因素其实你控制不了的，像《塔洛》也是，有些剧本就没能拍，能不能拍还是个问题。小说不一样，你写完发表也可以，不发表也可以，写完了就是你的东西，电影可不一定。